今年4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和国家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翟振武的另一身份，是中国人口学会的常务副会长。该学会的会长，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前任主任张维庆。
在接受采访时，翟振武说，人口政策的完善势在必行。对于今年将开始“单独二胎”试点的传言，他说：“(试点)是这个月还是下个月，今年年末和明年年初，有什么区别？”
地方的准备工作正在悄悄进行。复旦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博)， 上海 市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只待中央一声令下，马上投入试点。
失信的数据
中央的这个“令”，按照传说中的计划，本应在今年下达。
国家计生委一位专家委员会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流传的 “单独二胎”试点“三步走”计划基本属实，即在“六普”结束后，在2011年放开第一批试点，第二批和第三批也将在“十二五”期间相继展开。“但‘六普’打断了这一进程。‘六普’数据出来后，对它的争论又花了一些时间。最主要的争论，是对它的不信任。”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六普”的数据往前推，可以算出中国过去15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5左右。“如果真是这么低，就是一个极低的生育率。和英国、法国一样低了。那就不是要不要调整(生育政策)的事，而是马上要调整。”
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透露的情况是，在“六普”数据公布之后，他依据“六普”的原始数据，推算过去10年的生育率，得出的结果是1.4多。“最高的是2000年，1.49；最低的是2001年和2003年，1.37；2010年是1.41。”“根据现有公布的人口总量和结构数据，推算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并不困难。”
但和过去每一次普查数据的遭遇一样，“六普”数据也遭遇了信任危机。焦点还是出生人口的漏报率。“2009年国民经济年报显示，中国0～14岁的人口是2.58亿，占总人口的18%以上，‘六普’说是2.22亿，一年就减少了3600万？”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表示了他的质疑。
一位参与“六普”数据调查的北京某街道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依自己参与这项工作的体会，确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六普”数据的准确性。“人口普查员多是社区的楼长或居民代表，有的年龄偏大，素质参差不齐。有的人会漏问一些信息，不好意思再问，就会自己编；有的户去了几次没人，失去耐心，就会照抄派出所提供的户主姓名底册，不够的信息就编。”
对地方政府的人口考核指标，是另一个影响数据如实上报的因素。《中国新闻周刊》发现，有些地方的普查数据，正好“卡”在上级为其制定的人口指标上。“五普”时，全国总人口比地方上报的人口之和多出了2072万人。
基于以上考虑，每一次人口普查之后，除了原始数据，还会有一个修正数据。修正的过程通常会参考能提供辅证的其他数据，比如小学入学率等。由于数据之间缺少必然的逻辑联系，这一过程常伴有一些人为的估计。比如“五普”的原始生育率为1.22，但官方承认的数字为“十五”期间的1.8左右，“十一五”期间1.7左右，现在是1.65左右。
与原始数据一样，修正数据同样不足以服众。北京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说，在出生人口的修正上，他认为有点调得过头了。“老怕出生漏报严重，怕调不到位。以前修正的比例高达25%～30%，现在幅度有所下降，也有10%左右。”
原始数据和修正数据，让中国的人口数据陷入了一个“罗生门”。“现在没人能说得清楚中国的生育率。说高了有人不同意，说低了也有人不同意。而社会科学又不同于自然科学，可以通过模型的计算得出一个确定的数字。”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原新说。
然而“六普”的数据分歧，远不如“五普”激烈，“对生育率的分歧，就在1.4～1.8之间，这不影响对人口形势做出大的判断，”上文提到的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国家经过修正公布的1.6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学术圈也大体上能够接受。”
翟振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现在的总和生育率为1.63。“我觉得中国的人口顶峰不会超过15亿，放开的思路是没错的。”
多位受访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生育政策要放开的一个核心逻辑，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加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出生人口的数量逐渐减少，而在五六十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群则相继进入老年期，这使得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加，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在不久的将来，会让尚未富裕起来、社会保障尚不健全的的中国难以承受。而放松人口政策，让出生的人口增加，可使得劳动人口在将来不至于下降到可怜的比例。
但也有人认为，这一逻辑不能成立。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说，放松人口政策对老龄化的缓解只能是杯水车薪。“如果从现在开始放开二胎，到中国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时候，可以缓解两到三个百分点。比如从28%下降到25%或26%。”
结构的威胁远在天外，数量的威胁却近在眼前。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彭希哲说，决策者视野所能看到的，还是一个拥挤的中国：城市里拥挤的交通，农民工春节返乡的艰辛，大量难以就业的大学生，能源的大量进口，种种数据显示，庞大的人口总量仍然是一个现实的压力。“有人说，未来50年，人口的结构矛盾将替代数量矛盾，我不同意。”原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还将在14亿上下。数量问题始终伴随着我们。”
数量与结构之间内在相克的关系，让人口政策的调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放开二胎，从长期来看，确可以改善人口结构，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但不得不长时间承受一个庞大的人口体量；而坚持现有政策，任由出生率下降，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快速驶入老龄化。
但对于决策者来说，结构与其任期几乎毫无关系。而从现实来说，政策放开还需要考量的另外一个压力是：若直接放开二胎，会有多少此前被抑制的生育意愿释放出来。这是一个统计难题，它会因选择对象的不同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又会因受访人的种种顾虑而很难得到真实的信息。
但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说，经济的发展造成生育意愿的下降虽是不争的事实，但并不等于就下降到很多人想象的程度。“如果按照国际的标准，按中国现在的经济、教育等影响生育水平因素的考量，中国目前的生育意愿起码是2.4个。而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3个。”
超生是决策者的另一个顾虑。“如果我说放‘双独’(父母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可能很多人‘单独’都放了；我说放‘单独’，很多人可能把二胎都生了。如果我放二胎，可能都不止二胎了。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决策者会把政策制定得紧一点，加上一点超生，正好达到我的目标。”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编辑：Z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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